怀孕、流行病和职业:“这是你的未来和你的家庭”

你想要事业，还是想要孩子?

许多学术界的女性在某些时候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它并不总是来自爱管闲事的局外人。

“我们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们的雄心。我们想要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也想要一个家庭，”Trisiani Affandi博士在生第一个孩子的前夕在医院病床上说。博士后科罗拉多大学牙科医学院的颅面生物学系阿凡迪与系里的另外两个人分享了她的怀孕之旅:博士后詹妮弗·米切尔博士和研究助理教授李宏博士。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怀孕、产假和抚养孩子是全国博士后女性面临的持续挑战。布鲁斯·曼特，博士，副院长研究生院博士后办公室主任职业发展办公室他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为什么学术界的女性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导师，作为机构，我们如何能让女性在正确的时候做出选择，而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方便?”

大流行期间的怀孕

“谁会考虑在流感大流行期间生孩子?米切尔打趣道。“但由于科学的要求，当机会出现时，你必须抓住它。”

COVID-19对每位女性怀孕的影响不同。对于米歇尔来说，她的第一个孩子将于6月在体外受精(IVF)后出生，校园关闭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她举例说，每天两次注射，每周做超声波检查和血液检查，“如果我想在正常的‘博士后’工作时间里工作，我就跟不上了。”

对阿凡迪来说，新冠肺炎改变了她孩子出生后的状况，因为她在印度尼西亚的家人不再来看她了。“我们希望今年夏天他们能来。”

在孕中期，她不得不和伴侣保持距离，后者在科罗拉多健康大学医院工作，偶尔会照顾COVID-19患者。

同样，在大流行中进行科学研究也具有挑战性。米切尔戴着口罩感到疲劳，她说她的工作时间减少了。更短的工作日和更少的校园访问对实验计划提出了挑战，阿凡迪和米切尔说，他们必须变得更具战略意义。米切尔说:“我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每周的实验。”

然而，米切尔认为，在新冠疫情下，面对面工作量的减少是博士后经常经历的长时间实验室工作的缓解。体外受精后，她只有一个存活的胚胎。“我们没有钱，没有时间，也没有承受身体压力的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她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产假政策

当被问及她是否觉得博士后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时，米切尔断然说:“是的。资金为我们做出了选择。”Affandi和Mitchell都是通过联邦资助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博士后F32奖学金获得支持的，该奖学金提供为生育或领养孩子而休八周带薪假．

博士后Jennyfer Mitchell用一个烧杯来说明她怀孕的时间。在体外受精后，她的第一个孩子将于6月出生。

今年4月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的李老师，正在享受加州大学的育儿假政策，该政策提供四周的带薪假期，并可选择延长休假和病假时间。她指出，在怀孕头三个月的晨吐期间，她不得不写一份拨款来获得资金，她说:“那些深夜让我担心孩子的健康。”为了支付停摆期间的实验室成本，李还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一个技术支持人员的职位。

对于博士后来说，育婴假是一片模糊的水域，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明确的休假政策会让博士后更容易理解我们的选择，”阿凡迪说。

支持计划生育

除了资金之外，工作的灵活性对实验室的孕妇也很重要。阿凡迪的实验室与辐射打交道，她说她的主管立即限制了她的接触。

颅面生物学系的研究助理教授李红(音)举着一个烧杯，展示她怀第一个孩子的周数。

这三位女士都赞扬了她们从系里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教职员工那里得到的支持。米切尔说:“每个人都为我们庆祝，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我们伸出援手或说一句支持的话。”

此外，阿凡迪指出，指定的休息室、通风柜和应急支持是创造安全环境的因素。米切尔称赞了丰富的护理和哺乳支持作为博士后可以自由选择健康计划“如果没有保险的帮助，作为一名博士后是不可能获得生殖医学的。”

寻找许可和权力

对于那些考虑成家的人，阿凡迪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那就这么做。如果你有一个支持你的环境是很好的，但即使你没有，也有部门或机构层面的人和资源可以帮助你。”

到目前为止，李和米切尔还没有被置于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的境地。孩子出生后，一切都结束了。“情况可能会改变，”李说。

上图:Jennyfer Mitchell和Hong Li，以及他们的同事Trisiani Affandi(照片中没有)依靠部门资源的支持，在大流行的怀孕中导航。